在一次招聘面试的时候，我曾经谈到自己，说我的学术出身很卑微。其实这是个含糊的说法，甚至说还有点狡诈。在学问上，我是中师毕业，以后进修过大专、本科，最终拥有一个“假打”的本科文凭。但我何曾有什么学问，更不要说打肿脸充胖子，把自己与什么“学术”联系在一块了。
我想到要进修，不是出于知识自卑的缘故，应该是虚荣心作祟吧。当然，人有一点虚荣心总比人连羞耻感都没有强。同寝室的老师考上了专科函授，别人都祝贺他，我说，考个这玩意儿还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有什么可以值得载歌载舞的？他们说，你考一个试试，我说，好啊。问我什么时候考，我随便的答到，明年。为了自己可怜的面子，我就把自己逼上梁山了。结果呢，后来复习了一个多月，就参加考试。没自信去拿分数，让一个同事帮着带回来的，分数还出奇的高，考上了。
1989年9月，我开始了在某教育学院的函授学习。现在许多文字都在抨击中国各个层面的教育，自然包括大学，“大学死了”，这样的说法会让我莫名的想到另外的一句，“上帝死了”。我当然知道现在大学校园内学术和精神的双重没落，我更清楚一些教育学院的底细，它离真正的大学还有很远的差距呢。不过断断续续的若干次面授，还是让我初步见识了大学老师的学识、人品、教育风格，算是稍微嗅到了一些大学的气息。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大学教育还没有现在这样浮躁，管理也比较严格，三年的学习，同学基本没有旷过课，下课后相互探讨学习和到阅览室借阅图书的人也很多。我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在都江打下了稍微扎实的底子。
可以这么讲，我的第一次进修，脑袋里没有什么“文凭”的概念，几乎没有。而我在1996年的第二次进修——专升本则完全是奔着文凭而去的了。1995年，我调动到了一所完中，担任了高中的教学工作，教学比较吃力，而且不久学校就做了一个学历调查，敦促学历不达标的老师赶快想办法拿到文凭。我自然是属于学历不达标的人员，要拿文凭，就必须考上专升本。
当时县进修校基于创收的目的，与一所师范大学联合办班，地点就在进修校，学习自然是十分方便的一件事情。只是先要考进去，只要考进去了，文凭肯定拿。为了拿文凭，我度过了非常忙碌的1996年的上半年，所幸考试不负有心人，我顺利通过了考试，开始了“大学本科”的学习。
我读的本科学习班，纯粹是个“草台班子”的干活。三年下来，我一共只参加了不到三十天的面授，期间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如果不考试，我估计自己读不上半个月。管理太松散了，教学太不堪设想了，每次面授，都是随便从大学里拉一个老师来，有时老师拉来了还不知道讲什么课程，只好吹点什么，反正是混时间。有一位姓李的教授，给我们上了至少五门功课，大概学问的崇高境界就是术业“无”专攻吧，这位老师应该算是个复合型人才吧。全班只有一次是到齐了，就是毕业那一次，我都不知道我竟然有那么多的“大学同学”。平时的上课，就是10多个人，连考试抄书都有同学请别人代抄的。总之，我的文凭是无比顺利的到手了，但我什么也没有学到。
相比之下，我比一些同事还算是走运的了。找单位、升职称，甚至加官晋级不是要有文凭有学历吗？这些年文凭是很让一些人牵心揪肺的大难题。有的同事怕入学考试不好过，就不去参加成人考试，去读什么双专科（省上曾下个文件，双专科当本科对待），教语文的学什么计算机，教外语的读什么会计学，一样是乱糟糟的进修，花了比我多得太多的钱，这还不说，据说，教育部门以后不认什么双专科了。我曾经数次调侃过这些上当受骗的同事，“万望节哀”。！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还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着他玩耍……”
歌中的“他”可以理解为“文凭”吗？有多少人曾经陪着“他”玩，耗去了青春、光阴，实质上却一无所获。有人说，文凭？一张文凭之下能看到什么？除了是能力的一张证明纸以外，更多的也包含了很多无知、混水摸鱼！一张文凭压死了多少英雄豪杰！对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完全的赞同。
看过一则故事，说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到了文凭国。文凭国里的道路，都设有重重关卡，过关必须检验文凭。唐僧央求无果，孙悟空就偷回四本文凭，交给关员检验，关员却说是假文凭，没有用。关员说：“你们去西天取经，最少要有外语专业的本科文凭才能放行，按正常渠道须在外语学院攻读四年。”唐僧问：“还有别的渠道吗？我们取经要紧，不能在贵国久留。”关员说：“有倒是有，就怕你不愿意。”唐僧说：“只要能得到文凭，你们要什么我都愿意给。”关员说：“我们只想要你身上的肉，一斤肉换一本文凭，怎么样？”唐僧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为取经大业，贫僧愿意割肉换取文凭。”关员大笑说：“那就请师傅进铁屋吧！”孙悟空大叫：“俺老孙愿意替代师傅。”关员说：“唐僧肉能让人长生不老，猴肉有什么用？快走开！”
故事的结果是，待唐僧从铁屋里出来，只见他原本厚厚的屁股已经被割得凹陷下去，大腿和手臂上也被割了不少肉，浑身上下鲜血淋漓。唐僧有气无力地说：“文凭已经到手，徒儿们，我们走吧。”
比起唐僧师徒来，我的文凭获得没有什么痛苦，过于容易。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谓文凭“仿佛亚当夏娃下身的那片树叶”“可以遮羞包丑”，“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在文凭批发的时代，一张注水的大学文凭并没有让我由一只鸡提升为一只凤凰，我依然是我，掩饰不住的无知，浅薄，狭窄，茫然。拿到文凭后，我身上真正的变化就是，我生活得越发现实了、平庸了。
18、调动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
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
你看看周围陌生目光
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
那年你一人迷失他乡
你想的未来还不见模样
你看看那些冷漠目光
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
——水木年华《在他乡》
我见过多次同事们的调动，多数的都是从这所农村中学调到另一所农村中学，只不过离县城更近，待遇也和原学校比高一点。我问一位朋友，为什么不直接调入城关呢？他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没有特别的关系休想。那次问话，让我知道了调动到城关的艰难。有一位同事在毕业工作第二年就调到教育局上班了，一打听，不是他有什么能耐，而是他的父亲——一个建筑老板有过硬的关系。那些年，调动靠本事的不多，许多都只能意会罢了。
我呆在原学校看起来挺好的，获得了一些成绩，领导也对我是十分器重，经常是教实验班，工作之余，恋爱、结婚、生小孩，一切都顺利得很，平时就一个班的语文和一个班的班主任，比较轻松。虽然钱没有多少，在乡镇上也还是可以自豪的。我的一位教书的朋友，在工作之外，和妻子一起，种点地，养上点家禽，他很乐意的把自己的生活和陶渊明相提并论。
当时的我没有想过要调动，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折腾自己呢？有时候，老师是个十分危险的职业，不仅在于容易误人子弟，而且自我满足自我沉陷的教育生活很容易让一位进取者丧失斗志和勇力。
有一次和学校的会计闲谈，我和许多同事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会计快退休了，他说到这所学校快29年了，就没调动过，评过几次县先进，一辈子就这样打发了。我问他，老评县先进，怎么不弄过市先进来当啊？他说，评优都是论指标，学校没什么名气，当然不会分什么重要的指标了。我问他，没有想过换换环境吗？他说，谁不想换个好单位呆着啊，福利好，教的学生都要好得多，我老了，就不想了，你该考虑调动的，你还年轻，老了，就没什么机会了。
会计不断的说“老”字，我现在还记得那个阴天，在办公室他衰老落寞的身影和稍显感伤的谈话。
回去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我说起了老会计的一番谈话，全家人都附和老会计的意见，劝我应该趁年轻挪到一个更好的窝里去，尤其是到城里。到城里好啊，连孩子都沾光的，读城关小学、中学，你是乡镇上的户口，孩子就只有在乡下受教育。
后来和许多有调动经历的朋友谈调动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福利、孩子一类的因素，有的朋友说，不是想到孩子，我才不会千辛万苦、求爹爹告奶奶的搞什么工作调动呢！
我渐渐有了调动的设想，开始关注城里学校的事情。不关心不知道，一关心吓一跳。我教农村中学，不管怎么把成绩搞上去的，反正是当定全县第一名了。可凭什么我每年除了工资和100多元的年终奖，别的什么都没有，而城里的同行每月有课时津贴几百块，年终奖至少三位数？
1993年，我被学校推荐为市级优秀青年教师候选人，一拿上去就被刷下来了。原因很简单啊，学校在县上说不起话，而我除了把学生的升学成绩当作自己的成果，再没有值得炫耀的成绩了，一篇论文也没有。好像那些年，农村学校确实在科研上不够重视，不说我了，全校当时没有哪位老师拿得出一篇拿得出手的文章的，校长还在会上悬过奖，说要重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老师，可奖励一直没人去拿。
那次的申报“优青”失败，对我的打击很大，更使我坚定了调动的决心。当然，我的调动完全是利益驱使，与真正的教育无关，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在调动的时候想过自己的教书育人的事业，单为唐僧一样的虔敬的“取”教育的真“经”，反正我就是为名利而去，我想要更高的收入，想要更高的名誉，想让我的孩子上城里的学校，想让乡里的同事羡慕我，就这么简单直接。
事实是，当我真正在新单位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醒悟得太晚，我在乡下是傻子一样的过来了。好的学校岂止让你获得一些名利上的收成，它确实给你提供了一个更宽阔的平台，给你更广大的视野，你可以受到更多的优秀同事的影响，你可以获得更多的业务进修的机会，你只要进取心还没有彻底的泯灭，好的单位是可以让你更上一层楼的。哪怕是个教书匠，你也可以做一个稍微有点样子的教书匠。现在有一个大家常常谈论的话题，就是“教育公平”，我认为真正的教育公平不仅要对每一个学生公平，也要对每一个教师公平，问题是，这样的公平根本不可能！
1994年6月，我联系好了接收学校，向领导提交平生第一份调动申请，理由都是瞎编的，其实你是什么理由都不重要，领导都是火眼金睛，哪能不知道你肚子里那点想法。校长见了我的申请，脸色一下子沉下去，他劝我不要离开，理由说了很多，后来还是狠下心来，在我的申请上签了字。
校长做事不够地道，听人说，他给我签了字，然后去找了局长，说了学校的难处，然后“恐吓”局长，说如果人真的调走了，他也不当校长了。自然，这一次我没有得逞。而且我对校长充满了鄙视和敌意，你不放我，就不签字呀，为什么签了字又使什么阴招呀。
这些年，我的一些朋友也陆续当上了校长，和他们的交流，让我对老校长有了些新的认识，他其实也是十分无奈的。乡下学校或者城里的二流三流学校，每年都要流失一些骨干教师，人往高处走，这道理他们也懂，但学校总要有一些优秀点的老师坚守啊，而留人和怎么留人，往往是校长们每年六七月份一个头痛的工作。
1995年6月，我再次提交了调动申请，这一次，校长很干脆的放行了。然后我去找到了教过我的一位教育局副局长，请老师帮忙，很简单，我害怕校长故伎重演，请老师帮我做说服的工作。8月，因为我以前的应试成绩还算突出，所以没怎么经过什么千辛万苦，就被一所县城里新建的学校录用了。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
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
你看看周围陌生目光
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
那年你一人迷失他乡
你想的未来还不见模样
你看看那些冷漠目光
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
——水木年华《在他乡》
我见过多次同事们的调动，多数的都是从这所农村中学调到另一所农村中学，只不过离县城更近，待遇也和原学校比高一点。我问一位朋友，为什么不直接调入城关呢？他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没有特别的关系休想。那次问话，让我知道了调动到城关的艰难。有一位同事在毕业工作第二年就调到教育局上班了，一打听，不是他有什么能耐，而是他的父亲——一个建筑老板有过硬的关系。那些年，调动靠本事的不多，许多都只能意会罢了。
我呆在原学校看起来挺好的，获得了一些成绩，领导也对我是十分器重，经常是教实验班，工作之余，恋爱、结婚、生小孩，一切都顺利得很，平时就一个班的语文和一个班的班主任，比较轻松。虽然钱没有多少，在乡镇上也还是可以自豪的。我的一位教书的朋友，在工作之外，和妻子一起，种点地，养上点家禽，他很乐意的把自己的生活和陶渊明相提并论。
当时的我没有想过要调动，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折腾自己呢？有时候，老师是个十分危险的职业，不仅在于容易误人子弟，而且自我满足自我沉陷的教育生活很容易让一位进取者丧失斗志和勇力。
有一次和学校的会计闲谈，我和许多同事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会计快退休了，他说到这所学校快29年了，就没调动过，评过几次县先进，一辈子就这样打发了。我问他，老评县先进，怎么不弄过市先进来当啊？他说，评优都是论指标，学校没什么名气，当然不会分什么重要的指标了。我问他，没有想过换换环境吗？他说，谁不想换个好单位呆着啊，福利好，教的学生都要好得多，我老了，就不想了，你该考虑调动的，你还年轻，老了，就没什么机会了。
会计不断的说“老”字，我现在还记得那个阴天，在办公室他衰老落寞的身影和稍显感伤的谈话。
回去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我说起了老会计的一番谈话，全家人都附和老会计的意见，劝我应该趁年轻挪到一个更好的窝里去，尤其是到城里。到城里好啊，连孩子都沾光的，读城关小学、中学，你是乡镇上的户口，孩子就只有在乡下受教育。
后来和许多有调动经历的朋友谈调动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福利、孩子一类的因素，有的朋友说，不是想到孩子，我才不会千辛万苦、求爹爹告奶奶的搞什么工作调动呢！
我渐渐有了调动的设想，开始关注城里学校的事情。不关心不知道，一关心吓一跳。我教农村中学，不管怎么把成绩搞上去的，反正是当定全县第一名了。可凭什么我每年除了工资和100多元的年终奖，别的什么都没有，而城里的同行每月有课时津贴几百块，年终奖至少三位数？
1993年，我被学校推荐为市级优秀青年教师候选人，一拿上去就被刷下来了。原因很简单啊，学校在县上说不起话，而我除了把学生的升学成绩当作自己的成果，再没有值得炫耀的成绩了，一篇论文也没有。好像那些年，农村学校确实在科研上不够重视，不说我了，全校当时没有哪位老师拿得出一篇拿得出手的文章的，校长还在会上悬过奖，说要重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老师，可奖励一直没人去拿。
那次的申报“优青”失败，对我的打击很大，更使我坚定了调动的决心。当然，我的调动完全是利益驱使，与真正的教育无关，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在调动的时候想过自己的教书育人的事业，单为唐僧一样的虔敬的“取”教育的真“经”，反正我就是为名利而去，我想要更高的收入，想要更高的名誉，想让我的孩子上城里的学校，想让乡里的同事羡慕我，就这么简单直接。
事实是，当我真正在新单位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醒悟得太晚，我在乡下是傻子一样的过来了。好的学校岂止让你获得一些名利上的收成，它确实给你提供了一个更宽阔的平台，给你更广大的视野，你可以受到更多的优秀同事的影响，你可以获得更多的业务进修的机会，你只要进取心还没有彻底的泯灭，好的单位是可以让你更上一层楼的。哪怕是个教书匠，你也可以做一个稍微有点样子的教书匠。现在有一个大家常常谈论的话题，就是“教育公平”，我认为真正的教育公平不仅要对每一个学生公平，也要对每一个教师公平，问题是，这样的公平根本不可能！
1994年6月，我联系好了接收学校，向领导提交平生第一份调动申请，理由都是瞎编的，其实你是什么理由都不重要，领导都是火眼金睛，哪能不知道你肚子里那点想法。校长见了我的申请，脸色一下子沉下去，他劝我不要离开，理由说了很多，后来还是狠下心来，在我的申请上签了字。
校长做事不够地道，听人说，他给我签了字，然后去找了局长，说了学校的难处，然后“恐吓”局长，说如果人真的调走了，他也不当校长了。自然，这一次我没有得逞。而且我对校长充满了鄙视和敌意，你不放我，就不签字呀，为什么签了字又使什么阴招呀。
这些年，我的一些朋友也陆续当上了校长，和他们的交流，让我对老校长有了些新的认识，他其实也是十分无奈的。乡下学校或者城里的二流三流学校，每年都要流失一些骨干教师，人往高处走，这道理他们也懂，但学校总要有一些优秀点的老师坚守啊，而留人和怎么留人，往往是校长们每年六七月份一个头痛的工作。
1995年6月，我再次提交了调动申请，这一次，校长很干脆的放行了。然后我去找到了教过我的一位教育局副局长，请老师帮忙，很简单，我害怕校长故伎重演，请老师帮我做说服的工作。8月，因为我以前的应试成绩还算突出，所以没怎么经过什么千辛万苦，就被一所县城里新建的学校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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